社会的阶级愈分明,我们的社交焦虑愈强烈

490℃ 780评论

社会的阶级愈分明,我们的社交焦虑愈强烈

大家常把偏低的社会地位跟贫穷的影响混为一谈。我们都以为凄惨的物质条件(例如简陋、拥挤的住家和品质不佳的食物),是贫穷与匮乏对穷人最直接的影响;不过随着社会逐渐富裕,物质生活水準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往。儘管如此,我们还是能透过物质生活条件来判断人们是否能正常参与社交生活,是否能避免遭到「社会排除」(social exclusion)*。

*编注:社会排除意指那些被排除于现代社会安全体系外的人,不只单指贫穷,也包含了健康、住房、教育等,也就是受到歧视与隔离的人。

因此,许多已开发国家在评估国内的贫穷状况时,都是以相对程度来判断。在欧盟,贫穷的定义为所得低于该国收入中位数的百分之六十,因此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贫穷的依据并非实质收入,而是在与他人比较之下的相对匮乏程度。看待贫穷时,大家普遍将焦点摆在其「社会排除」的效果上,但真正有损人格与尊严的,其实是穷人的处境:多数人都将穷人视为低人一等。马歇尔.萨林斯更指出:「贫穷并不罕见,也不是什幺过度阶段,贫穷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係。贫穷就是社会地位。」[58]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提出相同概念,他认为贫穷的「终极核心即为难以抹除的脆弱感」。[59]

有支国际团队特地访问七个已开发与开发中国家的穷人,询问他们关于贫穷的经验,这些国家为:乌干达与印度乡村地区、中国都会区、巴基斯坦、南韩、英国与挪威。[60]这份研究清楚地验证了前两位学者的看法。

在不同国家中,受访者的物质生活水準差异悬殊:印度的穷人基本上都住在只有一到两间房的小屋,并直接以土地为地板,屋顶为带有波纹的铁板,下厨的空间则设在室外。社区中的居民共用一个水龙头,家家户户通常不会另外设置厕所。来自乌干达的受访者皆为生活困苦的农民,他们的住家为茅草搭盖的小屋,小屋也是直接搭在地面上,并未另外铺地板,房子的结构并不能完全抵挡风吹雨淋。这些农民同样在屋外烹饪下厨,很多人无法取得乾净的水资源。相较之下,英国与挪威的受访者则是住在三房公寓或独栋住宅中,屋内皆有冷热水,还有电力、暖气、厨房和浴室可用,许多受访者都是失业者,他们都靠社会保障接济度日。虽然生活条件大不相同,取得足够食物和衣物的程度也各有差异,但各国受访者对于比他人穷困的主观感受却大同小异。为避免引导受访者做出特定回答,研究人员刻意避开使用「脆弱」与「贫穷」等字眼,但最后他们还是做出以下结论:

各国受访者皆鄙视贫穷,也时常表示看不起活在贫穷之中的自己。小孩常轻视父母、女人轻视丈夫,而男人也时常因为自我厌恶而对小孩或父母亲发脾气。虽然受访者都认为自己已经尽力摆脱贫穷,多数人仍因为生活环境困苦、被别人视为一事无成,而感到辜负、对不起自己。家庭、职场以及与政府机关往来的经验和外在环境,都一再加深他们内在的脆弱感。就连儿童也难以逃离这种脆弱的情绪,毕竟学校也是一个社会阶级分类的场域,学童在无法保证会被接纳的环境下受尽羞辱,这点或许只有巴基斯坦例外……即使小孩已不再主动要求,父母也会因为无法提供小孩丰富的资源而感到羞愧。此外,儿童因有所意识而不再开口索求,这点更加深父母的羞愧感。[61]

除了自我厌恶之外,羞愧感也会导致「退缩……绝望、忧郁,让人产生自杀念头,损及自我」。对受访者而言,「无法提供自己与家人充足的食物与庇护」,就是最显着的失败象徵。「对男人而言,依靠他人或社会福利度日,对男子气概来说也是一种威胁:一位育有两子的英国父亲,就坦承自己『像个废物……我是家里的男人,我应该有男人的样子,照顾老婆小孩。但我没做到。』」

除了内在的羞愧感外,研究人员也发现在这七个国家中,穷困的人也被整个社会明确地羞辱。报告特别指出在英国,大众传播媒体不断强调贫穷是个人失败所致,这种现象再度加深他们心中的羞辱感。

如欲探讨贫穷与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必须先了解人类天生对低下社会地位的厌恶感。这种与生俱来的厌恶感,属于人类演化心理的一部分,而且想必能追溯到前人类社会的优势阶层体制。不过在现代社会的贫富差距现况下,这种厌恶感仍深植人心。有些人总忽略贫富差距与相对贫穷带来的效应,误以为光靠经济成长就能解决问题。而正如我们所见,在穷人的主观经验与感受中,「比他人贫困」确实会对表观遗传造成显着的影响。

深植人心、令人易受其害的社交焦虑,主要来源大概可分为两种:一是前人类优势阶层体制在我们身上留下来的痕迹,第二则是史前的平等社会时期。

因为大家时时刻刻都在留意自己与他人的社会阶级,因此出现为了社会地位而竞争的现象。大家都鄙视社会底层,对其带有偏见,也很有可能是地位竞争所致。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身上,我们清楚发现上位者能有恃无恐地对低阶者为所欲为,这就是优越者的特权。不过在优势阶层体制中,要在不冒犯优越者的情况下竞争地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你必须清楚知道自己跟上位者相比位处劣势,才能在稳输的局面或可能受伤的情况下知道收手。此外,你也要试着不断提升、维持自己的地位,让自己不输给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个体。

要知道优势阶层对心理的影响有多大,只要观察社会阶级严明的猴子就可见一斑。这些物种中的低阶个体,每天都花大量时间观察上位者的行蹤与性情,外人只要找出哪只猴子一直被其他猴子盯着看,就能断定牠是优势个体。[62] 低阶个体不时观察群体中侵略性最强的个体在哪里、脾气好不好,这种戒备心理反映出牠们有多害怕冲突,并且尽全力避免冲突发生。[63]

即便是在现代,人类还是很擅长从他人身上辨识出优势支配的人格特质。有项研究是让学生在实验情境下组成不同的小组,并观察他们在初次碰面时的互动与反应。研究发现这些学生只要「互看一眼」,就算还没开口交谈,就能在见面的第一分钟内隐约从肢体语言判断出谁的行为模式具有支配倾向。而进一步观察他们接下来的互动,就能证实他们心中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64] 这份研究经过特别设计,已经将服饰等会彰显身分地位的外在象徵给排除。研究人员指出,看起来有无自信、行为举止是否活跃、还有打照面时是否会避免眼神接触,这些行为都是在第一眼时最能透露一个人是否具有支配倾向的指标。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研究结果跟「灵长类研究的文献雷同,都显示低阶个体会对优势个体投以短暂的目光,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65]

前人类社会阶级系统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让我们对社会地位特别敏感。[66]人类拿自己与他人比较的倾向,就像动物会为竞争支配地位而对峙时,在心中衡量对方的能力,以进一步判断是否该开打或退让。毕竟在阶级严明的体制中,几乎没有什幺事是比地位高低更重要的。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对地位的焦虑造就消费主义:我们对象徵身分地位的事物非常敏感,就算再细微也不放过,消费行为就此成为另一种竞争地位的手段。

研究社会贫富不均的效应时,我们面临一大难题:人们都拿谁跟自己做比较?多数研究相对贫穷的报告都指出,我们很常拿自己跟类似的人做比较,例如邻居或是同事,而不是跟社会阶层比自己高或低的人相比。[67]从这个结论来看,除了位居中段的多数人会跟彼此比较之外,顶层跟底层族群也会跟地位相近的人比较。这看似跟大量研究结果提出的证据背道而驰,因为有丰富的证据显示,无论是从社会上最富裕到最贫穷的族群,都不能小看贫富差距的影响力,并且也造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功能失调。不过从演化的观点来看,就能发现这两个看似互相抵触的论点,其实是能够同时存在的。

罗伯.萨波斯基每年都会到塞伦盖提(Serengeti)研究野生的狒狒,这项研究长达二十五年。他发现争夺支配地位的现象,通常会出现在属于同一社会阶级的个体之间。[68]换句话说,排行第七名的狒狒只会跟第六名或第八名的狒狒竞争,而不会跟第一名或第二十名抢夺地位。第七名之所以放弃跟第一名竞争,是因为牠知道自己绝对赢不了,第二十名不会跟第七名竞争也是基于同样道理。不过,如果群体中有任何一个个体的地位有可能上升或下降,每个动物都会确保自己不会被同类比下去;如果群体中出现提升地位的机会,排行第七名的个体就得预防第六名或第八名夺得先机。但这不表示地位较高或较低的个体无足轻重,毕竟辨识出群体中谁是支配个体,才有办法保住自己的性命,因此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会不时望向支配个体。而在伦敦公家单位中,基层公职人员体内的凝血因子浓度也比较高。

或许这个现象也解释了为何朋友或同行在言行举止中透露自己较优越时,身边的人总会感到愤怒。大家都会心想:「他们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另外,我们也能从这个现象发现,其实在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中,底层人们互相攻击斗殴的案例,比穷人殴打有钱人的频率高出许多。[69]暴力事件之所以在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中更普遍,是因为社会中的人们更重视地位,因此当感到不受尊重或真的(以及想像)被同类轻视时,更想去捍卫自己的地位。既然社会地位对大家来说这幺重要,我们就更在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是否被尊重、是否留下良好印象、是否受到推崇而非轻视。既然如此,我们就更执着于外在形象,更容易受到广告商的洗脑,相信只要花钱消费就能提升自我形象与地位。

身处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中,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也让人们的表观遗传发生改变,其中一项改变就是我们越来越执着于跟同类进行社会比较。但是,不管这种现象是否与表观遗传有关,我们都能断定贫富差距让大家更在乎社会地位,更重视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对他人的轻视与不尊重也更加戒备。

我们之所以容易受社交焦虑影响,而且倾向透过别人的视角来看待自己、了解自己以及感受自己,第二个原因就是史前时期的平等主义。生活在前农业时代的人类祖先,都会担心自己被社会排除,总觉得需要被他人喜爱或赏识。人类跟动物不同,动物担心的多半是体能上的差异;但在人类的平等社会中,人们开始猎捕大型猎物维生,大家也越来越在意彼此对自己的观感,而且从族群中最强大到最软弱的个体都不例外。族群中的每个人都越来越在乎自己是否与他人维持良好的关係,或者至少能被他人包容。对动物来说,牠们最在乎的,莫过于避免与支配个体发生冲突;而在团结合作、互相保护并分享食物的人类社群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被群体给排除。

注释
[58] Sahlins, M., Stone Age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2003.
[59] Sen, A., ‘Poor, relatively speaking’,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83: 153–69.
[60] Walker, R., Kyomuhendo, G. B., Chase, E., et al., ‘Poverty in global perspective: is shame a common denominator?’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3; 42 (2): 215–33.
[61] Walker, R., Kyomuhendo, G. B., Chase, E., et al., ‘Poverty in global perspective: is shame a common denominator?’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3; 42 (2): 215–33.
[62] Chance, M. R. A., ‘Attention structure as the basis of primate rank orders’, Man 1967; 2 (4): 503–18.
[63] Pannozzo, P. L., Phillips, K. A., Haas, M. E. and Mintz, E. M., ‘Social monitoring reflects dominance relationships in a small captive group of brown capuchin monkeys (Cebus apella)’, Ethology 2007; 113 (9): 881–8.
[64] Kalma, A., ‘Hierarchisation and dominance assessment at first gl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1; 21 (2): 165–81.
[65] Kalma, A., ‘Hierarchisation and dominance assessment at first gl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1; 21 (2): 165–81.
[66] Brown, P. H., Bulte, E. and Zhang, X., ‘Positional spending and status seeking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 (1): 139–49.; Huberman, B. A., Loch, C. H. and Önçüler, A., ‘Status as a valued resourc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4; 67 (1): 103–14.; Frey, B. S., ‘Knight fever – towards an economics of awards’,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1468, IEW Working Paper No. 239, May 2005, https://ssrn.com/abstract=717302.
[67] Runciman, W. G.,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20th Century England.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68] Sapolsky, R. M., A Primate’s Memoir: A Neuroscientist’s Unconventional Life Among The Baboon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7.
[69] Wilkinson, R. G. and Pickett, K., 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London: Penguin, 2010.; Gilligan, J., Preventing Violence.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2001.